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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团史|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(上)

发布时间:2022-05-09 10:09     来源:昆仑关   

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,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开始的。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,它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、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,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创立作了准备。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,为建团作了思想上的准备;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,为建团作了组织上的准备;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,使建团有了直接的领导。

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,开展建团活动

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,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——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,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(简称S·Y)。
 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——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建团。一九二0年七、八月间,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—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。他们除宣传马克思主义,开展工人运动,指导各地建党外,还进行了建团工作。它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,同袁振英(震瀛)、叶天底、金家凤等八个青年一起,于一九二0年八月二十二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俞秀松担任书记。

这时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等地,有不少进步青年对旧社会不满,怀着爱国热情,脱离家庭,离开学校,到上海找《新青年》杂志社的陈独秀和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的主编邵力子,谋求出路。上海团组织便从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:罗觉(罗亦农)、任弼时、肖劲光、李中、李启汉、任作民、王一飞、许之祯、傅大庆、粱柏台、卜世畸、袁达时、彭述之、柯庆施、廖化平等。到一九二一年初,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。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谷林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“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。”
 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,选派青年赴苏俄学习。一九二0年九月,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“外国语学社”。社址就在团的机关——新渔阳里六号(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)以公开办学的形式,掩护革命活动。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,俞秀松任秘书,威经斯基的夫人任俄语教员。一九二一年春,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,其中有刘少奇、罗觉、任弼时、肖劲光、何今亮(汪寿华)、王一飞、傅大庆、彭述之、许之祯、粱柏台、卜士畸、柯庆施、华林等。

 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,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。联络各地发展组织,建立青年团。各地在建立团的组织过程中,同上海团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 

一九二0年十月,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,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。也积极进行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,到十一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。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。到会团员约四十人,其中主要有邓中夏、张国焘、高尚德(高君宇)、罗章龙、刘仁静、何孟雄、缪伯英(女)、朱务善、黄日葵、李骏、范鸿劼、吴汝明、周达文、郑振铎等。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。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几乎全部成为青年团员,有的还担任青年团的领导职务。
 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,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会议,到会有李大钊、张国焘、高尚德、刘仁静、罗章龙等二十五人。李大钊在会上指出:“本团事务日渐纷繁”,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。使总机关成立,以利办理。”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,并决定实行执行委员会制度。会议选举了李大钊、高尚德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郑振铎等十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,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。这时团员五十五人。
  北京党的工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,开展得很活跃,注意联络各校进步学生,发展组织,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团在北京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。同时,北京党、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,如天津、唐山、济南等地建立党、团组织,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
  在湖南,一九二0年十月,毛泽东接到上海、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,就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,一九二0年底团正式成立。当时最早发展的一些团员,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、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,以及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。如彭璜、肖铮、陈子博、彭平之、唐鉴。毛泽东担任团的书记。

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,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。据一九二0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中记载:“十一月十七日。接泽东一信,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,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。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,并托我代觅同志。”“十一月二十一日。会见毛泽东(在通俗馆),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,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;只宜从缓,不可急进。”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又嘱张文亮“多找真同志”。

  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,还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,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。一九二0年到一九二一年,长沙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。湖南“劳工会”的领导人黄爱(又名正品)、庞人铨,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帮助,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,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入团以后,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,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,被反动军阀杀害。团中央机关刊物《先驱》发表文章,称赞他们是“好团员”,是“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”。
 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教育团员到工农当中去。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,到过长沙的许多工厂,象纺织厂、造纸厂,而且还到铁路工人、搬运工人中去了解情况,同他们交朋友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间,毛泽东派出了一批重要党团骨干去工人中间做工作。派李立三、刘少奇、郭亮、毛泽民、毛泽覃等到安源、到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去开展工作,去发展党团组织。在各地早期团员当中,多半是学生,但是湖南工人团员比较多,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。

  武汉地区在一九二0年秋,由董必武、陈潭秋等建立了“共产党支部”后,也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建团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。吸收其他各校的先进青年学生参加。十一月七日,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召开第一次组织会议。李书渠报告了成立团组织的宗旨,通过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。青年团每星期开一次会,每次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,有详细的记录。向中央报告。另外,武昌青年团组织还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长沙等处青年团组织保持联系,互相通报,交流经验。当时武汉党的组织对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抓得很紧,陈潭秋就经常给团员和青年学生作报告。讲述马克思、列宁的生平和学说,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。

  广东青年团组织开始建立于一九二0年八月,由于这时没有确定信奉那种社会主义,团员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。大家思想不一致,工作难于进行,后来团的活动便停止了。一九二一年一月,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,通过谭平山、陈公博、谭植棠三人重新组织广东“共产党”,并即公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一九二一年十月,又按照上海团的要求,以研究和实行马克思主义为青年团的宗旨,进行改组,重新登记团员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团的筹备会,团员到会有五十八人;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时,团员已达到一百四十人。经过认真筹备,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,在广州东园召开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大会,公开建立了全省统一青年团组织。这时团员已有五百余人。早期团员有谭平山、陈公博、谭植棠、刘尔嵩、阮啸仙、杨匏安、冯菊坡、周其鉴、罗绮园、林祖涵、梁复然、张善铭、杨章甫、彭湃、郭瘦真等人。谭平山、谭植棠、陈公博等人既是党组织负责人,也是团组织的领导人。另外,阮啸仙、杨匏安、刘尔嵩、罗绮园、周其鉴等都先后担任过团的领导工作。

  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,但那时团内成份是很复杂的。他们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,也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,还有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。各人信仰不同,遇到问题,往往意见不一致,使工作无法进行,加上经费、人事变动等原因,在一九二一年上海、广州、武昌等地的青年团,都曾暂时停止过活动。只有到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,派人加强团的领导,团的组织才又恢复和活跃起来。
 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0年成立之后,积极参加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,向广大青年工人、学生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,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,介绍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,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,为建党起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作用;在组织上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,为建党准备了后备力量。党正式建立的时候,有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被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。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,曾代表党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,他说:一九二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“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。”